瓦列里站在办公室中央,环顾四周。
这间屋子大约一个月前有人来打扫过,桌面没有积灰,地板也还算干净,但窗台缝隙里嵌着多年的尘垢,书架上层的边角有一层薄薄的灰絮,落地钟的钟面上蒙着一点点细细的灰尘,透过灰膜看钟盘上的罗马数字,像是隔着磨砂玻璃。
窗帘的流苏有几缕缠在了一起,墙角那面红旗的旗杆底座上凝着一小片蜡烛油,大约是很多年前某次停电时有人秉烛走过留下的痕迹。
瓦列里打算先把这里进行一次大扫除
乔迁新居必须得把这办公室里给清理干净。
说干就干!
瓦列里脱下军服外套搭在椅背上,卷起衬衫袖口,打了一盆水,然后在水盆里拧了一把湿抹布,开始干活。
他先从窗台开始。
抹布擦过天鹅绒窗帘下方的木质窗台板,灰尘被卷成一条条灰色的泥絮,他把泥絮拢在手心里扔进纸篓,又用湿布来回擦了三遍,直到深色的木纹重新显出来。
很明显窗户这里没有人仔细擦啊。
“真该扣工资。”瓦列里默默的想道。
要不然回去让内务部查查,然后让内务部的人去宣读扣工资……
大概那个家伙会吓一跳吧。
瓦列里恶趣味的想着,他当然不会这么干,只是想想罢了。
窗台的转角处有一小片干涸的墨水渍,看起来已经过去了很久,但看起来至少有十年以上了,也许是列拧时代某次匆忙蘸墨时溅出来的,毕竟墨迹渗进了木纹深处,怎么擦也擦不掉,墨水都快把这木头给同化了。
他拿手指摸了摸那片墨渍,没有再用力擦,只是用湿布在上面轻轻按了按。
瓦列里拿着抹布投了投水,继续擦其他的地方,干活干着干着。
他又神游天外的想到1936年去世的那个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一个用失明的双眼写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布尔十维克。
他曾经在出差时专程绕道去了他的墓地,放了一束野花。
那时墓碑上已经积了一层薄雪,他把雪拂掉,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现在他站在这间办公室里,又想起了印象最深保尔柯察金所说的话。
“人最最宝贵的是生命,因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
他用抹布擦掉窗台上最后一道灰尘,轻声哼了几句歌谣。
“天亮以前说再见,让我留在今天……”
哼完之后他把抹布翻了个面,继续擦窗框的下沿。
保尔·柯察金在冰天雪地里修铁路的时候,大概也哼过什么歌吧。
那个角色和它的创造者,都已经离开很久了,很遗憾不能见一面。
不知道奥斯特洛夫斯基会怎么看自己。
瓦列里想着把抹布丢进水盆里重新拧了一把,走上踩着椅子开始擦书架顶层。
书架顶端积的灰最厚,抹布一擦上去就变成了一团灰黑色的泥球,他把泥球摘下来扔进纸篓,又用干布反复抹了几遍,直到手指摸上去不再沾灰。
他把每一本书都抽出来,用微湿的布擦拭书脊上的烫金字母,擦完一本就放在桌上晾着,等晾干了再按原来的顺序插回去。
有一本列拧全集的书脊上有一道细细的划痕,他用指腹摩挲了一下,把书端端正正地插回原处。
落地钟的钟摆仍旧停着。
他蹲下来打开钟门的玻璃门,用一块软布轻轻擦拭钟摆的铜质摆锤,摆锤上的铜锈已经氧化发暗,他擦了好几遍才让它恢复了暗金色的光泽。
瓦列里还没有给钟上发条了,这不是一件需要急于恢复的物件,等以后再说。
他只是把钟面擦干净,让上面的数字清晰地显露出来,然后轻轻关上玻璃门。
最后是那面红旗。
旗面已经褪成了暗红色,边缘有几处虫蛀的小洞,但整体保存得很好。
旗杆底座还有一块蜡烛油,早就凝成了硬块,他用指甲轻轻刮掉,又用湿布把底座的木质台面擦干净,然后把旗面轻轻展开,抖了抖,然后重新挂好。
然后他走到列拧画像前面。
画像上的列拧微微侧着头,目光注视前方,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画框的上沿积了一层薄灰,他摘下画框放在桌上,用干净的干布轻轻擦拭油画表面。
他擦得很慢,很仔细,从列宁的额头擦到脸颊,从脸颊擦到衣领,每一笔都小心翼翼,像是怕惊扰了画中人的安眠。
画框的橡木边框上有几道细小的划痕,他用指尖沾了一点点水,沿着划痕的方向轻轻抹过去,划痕在湿润后变得不那么明显了。
随后瓦列里把画框翻转过来,把背面的灰尘也擦干净,然后把画像重新挂回墙上,端端正正地摆正了位置。
“导师,请您放心吧,我会让苏联一直走下去的。”
瓦列里把抹布放进水盆里,后退两步,看着墙上那张温和的面孔轻声道。
窗外的阳光照在列拧画像上,那抹若有若无的笑容在光线里似乎变得更加明显了,嘴角的弧度在金色光晕中微微上扬,仿佛在回应他的话。
瓦列里站在画像前停了片刻,然后转身继续收拾桌面。
一直收拾到大中午后。
门口才传来轻轻的敲门声。
瓦列里放下手里的抹布,说了声“进来。”
门被推开,站在门口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作制服裙,手里抱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黑色的头发用一枚简单的发卡别在耳后,脸颊微红,大约是走得太急了。
这应该就是斯大林给他新配的秘书,之前他在作战部见过她一面,娜塔莎,刚满二十三岁,莫斯科大学文学系毕业,写得一手好字,据说普希金的诗能背出大半本。
听说这姑娘还有个习惯,一着急就用左手掐右手的手背,此刻她的手背已经被掐出了一小块红印,文件袋在胸口抱得紧紧的,像她从文件袋后面探出脑袋朝房间里面一看,瓦列里正卷着袖子站在水盆边拧抹布,书架上层的书全都擦过,窗台干净得像新的一样,列宁画像的边框在阳光下泛着暗沉的光泽,落地钟的钟摆不再是灰蒙蒙的。
她的眼睛先是瞪圆了,然后嘴角往下拉,整个人往前跨了一步。
“瓦列里同志!您怎么自己干了!我都已经安排好下午的日程了,第一项就是找人替您收拾这间屋子,您这是从窗台擦到书架,从书架擦到画像,从画像擦到红旗,连座钟和墨水瓶都没放过,那我这个秘书到底是来了还是没来?”
她把手背上的红印子往裙子侧面蹭了蹭,声音几乎是雀跃着喊出来的:“将军同志,我失职了!”
瓦列里把抹布放进水盆里搓了两下,拧干,挂在水盆边上。
他转过身看着这个急得鼻尖冒汗的姑娘,温和的笑了:“娜塔莎同志,没有人失职,斯大林同志吃饭的时候才跟我说新配了个秘书,我心里默算了一下你从正式接到通知到交接完手头工作再到这儿报到,最快也得今天下午才能到,你看现在才上午,你已经提前到了,这算加班。”
“您还说,本来这些东西是留给秘书组整理的,您自己全擦了,让我擦什么?”娜塔莎的声音还是保持着雀跃,她走到桌前摸了摸窗台,看了看手指上一点灰尘都没有,脸上全是“我连补救的余地都找不到”的表情。
她把牛皮纸文件袋放在桌子上,刚要继续开腔说些什么,瓦列里就已经把话头接了过去。
“你来得正好。娜塔莎同志,等一会儿后勤会把我的办公用品和个人物品送过来,文件,书籍、地图还有私人物品,我需要你帮我安排一下这些办公物品的摆放位置,东西不算太多,但需要有个系统的规划,中文件柜要按作战处,装备处和情报处的分类分开摆放,桌上的电话线可能需要重新走一下线槽,另外我还有点饿。”
瓦列里现在确实是饿了,最近感觉自己食量确实变大了,在列宁格勒真是的养太好了。
列宁格勒的肉养人啊。
娜塔莎的身体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从文件袋上弹了起来:“我马上去给您打饭!您爱吃什么?”
“有什么吃什么。”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您从列宁格勒飞回来,连饭都没吃就收拾了一整个屋子的灰,我必须给您打一份好的,肉要多,汤也要有,食堂今天中午有格鲁吉亚的红菜汤,我去给您多捞点牛肉。”她说完转身就往门口跑,跑了几步又转回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面包,搁在桌子边上。
“这是我早上从食堂多拿的,您先垫一口。我去给您打饭,很快,很快,您别自己再擦任何东西了,等我回来!”
瓦列里还没来得及开口,她已经消失在门外。
与此同时,贝利亚的办公室门口。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办公楼走廊里,一个穿黑色便装的中年副官一手拎着一个用深蓝色绸布包裹的盒子,另一只手提着一个上了清漆的格鲁吉亚红木茶盘,在贝利亚办公室门前站定。
他还没有抬手敲门,就听到了门板后面传来一阵极有节奏感的皮鞋跟敲击地板的声音,是踢踏舞的节奏。
那是一种混合着欢快和放松的步点,偶尔还夹杂着鞋跟在木地板上快速摩擦转圈的声响,鞋底的皮质在地板上蹭出一串细碎的吱嘎声。
我chovy!自家牢大又在发什么癫啊。
还是先不要开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