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发行到第五十五期后，梁超离开报社，赴湖南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一边培养新式人才，一边宣传民权思想。后来他应光绪帝征召，北上参与百日维新，全力推动变法；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

    

    沈惊鹤与时逢君在《时务报》停刊后，转而投身新式学堂的筹办，二人顺着《时务报》积累下的人脉联络各地志士，一边筹措办学经费，一边翻译海外传来的新学着作，把民权、革命的思想悄悄散播到国内的青年学子当中。

    

    清廷察觉到二人的活动，几度派人施压封校，二人便换个地方重新办学，从沿海开到内地，越挫越勇，始终没停下传播新思想的脚步。

    

    后来武昌举义枪响，二人第一时间在上海发声响应，为南下的革命军筹措粮饷物资，陪着一众革命者一起，迎来了千年帝制的终结。

    

    “沈兄，快来，”时逢君手里拿着一份报纸急匆匆的回来，沈惊鹤放下手中的笔，笑着抬眼：“看你急成这样，是清帝退位的诏书下来了？”

    

    时逢君把报纸塞到他手里，指尖都带着发颤的笑意：“不止！南京那边来了消息，新的共和政府已经成立了！我们盼了这么多年，真的成了！”

    

    沈惊鹤展开报纸，头版上斗大的标题印得清晰，指尖抚过冰凉的铅字，抬眼时眼眶已经红了，这些年办报被封、办学被查，亡命躲追捕的时候都没掉过泪，这会儿看着报纸上的字，眼泪啪嗒就砸在了版面上。

    

    窗外的风卷着梧桐叶吹进来，带着二月初春的暖意，翻起桌上散落的译稿，页脚“共和”两个字被风吹得轻轻晃，像极了他们年轻时眼里憧憬过无数次的模样。

    

    二人相视而笑，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头，只化作两句轻轻的喟叹，从庚子国变到武昌枪响，这么多年颠沛流离，多少同志倒在了半路上，终究是凭着一口气撑到了天亮，撑到了这山河换了新颜。

    

    “我还听说嵩山路新创办了一家《青年杂志》，我们去看看，说不定有用武之地。”

    

    沈惊鹤擦了擦眼角，叠好报纸放在桌上，眉眼间全是舒展的笑意，“好，现在就去。”

    

    时逢君伸手给桌上的白瓷杯添满滚热的新茶，茶烟顺着风飘出窗去，外头街上已经能听见学生们结伴走过时清亮的说笑声，全是新生的劲儿，漫在暖融融的春光里。

    

    嵩山路不远处的路口，几个穿着青布学生装的年轻人正抱着刚印好的杂志边走边讨论，声音清亮得隔着一条街都能听见，讲的都是科学与民主，满是对未来的期许。

    

    沈惊鹤与时逢君踩着青石板路，和身旁朝气满满的年轻人擦肩而过，风里裹着年轻人讨论新思想的话音，落在耳中，比当年自己创办新式学堂听过的任何声音都更动人。

    

    二人虽都年过六旬，但是步履轻快，顺着人流往《青年杂志》的报馆方向去，前路春光正好，等着他们的又是一段为理想奔走的新旅程。

    

    “二位是来找人的？”一位年轻小伙子打开了报馆的大门询问道。

    

    沈惊鹤上前，道：“我们是来找杂志主编的，听闻这里新刊创办，特意过来拜会，想要尽一份绵薄之力。我们办了几十年报，也译过些新学着作，懂些办刊编稿的门路，若是你们不嫌弃，盼着能搭把手，帮着把这份讲科学、倡民主的刊物办得更红火些，让这些新思想能传到更多年轻人手里去。”

    

    年轻人盯着二人看了片刻，突然眼睛一亮，激动地朝着里屋喊：“先生！快出来！您常说的当年《时务报》的沈先生和译介天演论的时先生来了！”

    

    里屋很快传来一阵匆忙的脚步声，一个穿藏青色长衫的青年快步走出来，双手紧紧握住二人的手，声音都带着几分发颤：“可把你们盼来了！我们前几日还在说，要能请到二位前辈来坐镇，这份刊物定能唤起更多国人！快请进，快请进，我们正等着二位给我们讲讲，当年办报鼓吹新学的经验呢！”

    

    二人跟着青年进了报馆，里头木架上整整齐齐码着刚印好的新刊，墨香混着纸香漫在屋里，靠窗的长桌上摊着写了一半的稿件，笔锋里全是青年人的锐气。

    

    沈惊鹤伸手抚过刚装订好的杂志封面，指尖触到平整的纸张，鼻尖盈着新鲜的墨香，只觉得胸口那团火又烧了起来，和多年前在租界里拼出第一份《时务报》时的热乎劲儿一模一样。

    

    时逢君站在他身侧，看着满屋子眼里闪着光的年轻人，笑着同青年说：“我们这把老骨头，别的本事没有，这么多年跟清廷斗、跟旧势力磨出来的办报经验，倒是能全都掏给你们，只要能让更多年轻人醒过来，我们就不算白来这一趟。”

    

    青年忙把二人让到桌边坐下，倒上两杯热茶，围着桌坐下来，你一言我一语地问起办报时遇到的问题，从组稿选报到联系印厂，听得满眼认真。

    

    窗外的春光透过窗棂落进来，裹着满屋子讨论新思想的话音，落在摊开的稿纸上，落在两代人含笑的眉眼间，当年接过的火种，如今又稳稳递到了年轻人手里，烧得越来越旺，照着这条往前走的新路，亮得无边无际。

    

    南京方面为了限制袁某，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是需要到南京就职，二是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三是接受临时参议院的监督。

    

    然而袁世凯为了规避约束，掌控实权，拒绝赴南京就职，逼参议院同意其在北京就职，企图削弱革命党和议会的权力。

    

    当宋仁被刺杀的消息传到南京城的时候，正致力于推动议会选举、将《临时约法》落到实处的革命党人一片哗然，不少人这才惊觉，妥协换来的和平从来就不是真的和平，藏在暗处的旧势力，早就磨刀霍霍对着共和制度下刀了。

    

    同年七月，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起兵讨袁，黄兴随后在南京起兵响应，接着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等地纷纷宣布独立，举兵讨袁。

    

    但由于内部力量涣散，准备不足，此次行动很快被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再度被迫流亡海外。

    

    袁某借此机会解散了国会，废除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步步将权力牢牢攥在自己手中，最终在民国四年公然称帝，复辟帝制。倒行逆施的举动立刻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对，护国战争在云南率先打响，各地纷纷响应。

    

    二次革命失败后，终虚子流亡日本，他得知袁某有复辟帝制之心，不甘蛰伏，便联络各地流亡的革命同志，反复宣讲民主共和的理念，痛斥袁某复辟帝制的野心，不断为国内的护国运动筹措资金、联络人手。

    

    他望着东京湾涨落的潮水，提笔写下一封封家书似的檄文寄回国内，字里行间全是不肯认输的锐气：“当年我们提着脑袋推翻帝制，共和的招牌，是无数同志拿命换的，就算我们打光了手里这把骨头，也绝不能让帝制再回来祸祸这山河。”

    

    国内讨袁的烽火越烧越旺，袁世凯在全民唾骂里一命呜呼，帝制的闹剧匆匆收场，终虚子也顺着人流回到了国内，继续为共和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