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雾在会议室里慢慢散开,气氛渐渐轻松了下来。
烟抽到一半,首长把烟放在烟灰缸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目光重新落在吕辰身上。
“小吕,你刚才说701工程,要连接全国20家国防科研单位。这个网,打算怎么建?有什么困难?”
吕辰把手里那根烟也掐灭了,坐直了身子。
他知道,这个问题才是今天汇报的真正核心,不是表功,是讲下一步;不是伸手,是讲办法。
“首长,701工程的总体思路是三步走。”
他翻开黑皮本子:“第一步,物理运输。用磁带作为数据载体,通过机要通信渠道或者专人送取,把各地需要计算的任务送到昆仑1机来,算完了再把结果送回去。这个办法看起来原始,但实际上是目前最可靠、最高效的方式。一盘磁带能存几百万字节的数据,够电话线传好几天。”
首长微微点了一下头,没有说话。
“第二步,先建一条实验专线。这条专线已经在建,从计算机所到真空所,直线距离不到三公里。埋设4芯小同轴电缆,自己设计调制解调器和接口控制单元,跑通点对点的数据传输。这条线不追求高速,只要能让我们把数据通信的全套技术摸一遍就可以。”
他在白板上画了一条简图,标出计算机所、真空所和中间的电缆路径。
“第三步,依托国防通信网逐步扩展。以京城为中心,连接全国各大城市的国防通信网正在建设当中。我们可以在每个节点配置一台通信前置机,通过国防通信网的微波和电缆干线,把各地的计算任务汇聚到昆仑1机。这个阶段,需要总参通信兵部和电信总局的大力支持。”
他说完这三点,停顿了一下,看着首长。
分科科学技术的领导插话:“吕辰同志,你刚才说第二步要自己设计调制解调器。这个东西,国内有没有现成的?为什么非要自己做?”
吕辰想了想,回答得很实在。
“领导,民用电话网上的调制解调器,国内的邮电设备厂能生产一些,速率300比特每秒,主要用于电传机。但我们需要的不是传电传信号,是传计算机数据。速率要求2400比特每秒以上,误码率要求10的负6次方以下,比话音通信高好几个数量级。现成的设备,达不到这个要求。”
“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做。调制解调器的原理不复杂,关键是工程实现,滤波器的设计、时钟的恢复、判决门限的自适应调整,这些都需要自己摸索。但我们的通信科学实验室有30多位这方面的老专家,赵长河教授和钱永昌教授都是这个领域的老前辈,他们有把握在半年之内拿出样机。”
领导看着他,目光里带着一种审视,也带着一种认可。
“半年?”
“半年。”吕辰重复了一遍,“今年年底之前,实验专线的电缆埋好。明年春天,调制解调器样机出来。明年年中,整个点对点链路跑通。这是时间表,我们立了军令状。”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
陈光远在旁边微微点了点头,刘星海教授的表情没有变化,但嘴角动了一下。
首长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放下茶杯,向刘星海教授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刘教授,昆仑工程也好,星河计划也好,做的都是高科技,需要的是真正的技术人才,这些人才从哪来?”
吕辰心里一动,来之前,他就预感到首长会关心这方面的问题。
高技术人才,在当前这种形式下,可不容易,单单在车间里,可长不出来,他需要扎实的理论学习,以及足够的实践。
而这,就涉及到了教育,高等教育,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
刘星海教授想了想,开始回答。
“首长,星河计划的核心瓶颈是人,但人才也不能从天上掉下来。我们不指望从哪里一下子拉起来一支队伍,我们的办法是,在干中学。”
他顿了顿:“以正在开展的701工程为例,我们红星所的通信科学实验室,有30多位专家,理论功底扎实,但大多数人没有做过数据通信。而我们需要的是一支既懂通信理论、又懂计算机、还能在现场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队伍。”
“所以,实验专线就是最好的课堂。让专家们带着年轻人,从埋电缆开始,到设计电路、写微程序、调通信协议,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练。一个工程带出一支队伍,这才是我们的传统。”
他总结道:“从这方面来说,星河计划的人才队伍建设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以6305厂的建设和5微米工艺为抓手,锻炼了一支队伍,星河计划就走了起来;以昆仑1机的建设为牵引,昆仑工程就走了起来;同样,以计算机所到真空所的实验专线为起点,701工程的队伍也就拉了起来。”
他又补了一句。
“首长,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多给几个编制,而是一个制度,让这些参与国家重大工程的技术骨干,能够稳定地留在关键岗位上,能够安心地带徒弟、传技术。有了这个制度,人才就能自己长出来;没有这个制度,给再多的人,也留不住。”
首长听完,没说话,从桌上那包烟里又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
烟雾在他面前慢慢升起,他眯着眼睛透过烟雾看着刘星海教授,看了好几秒。
首长把烟叼在嘴里,腾出手来,从桌上拿起那包烟,递给身边的工作人员。
“再来一根。”
工作人员开始发烟。
吕辰也接住,抽出一根,点上。
这一次他的手稳了很多。
突然,首长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
“小吕,你今年三十二岁了,做事倒像个老年人。”
会议室里有人低声笑了。
吕辰的脸微微红了一下,但心里反而踏实了,这句话不是批评,是认可。
首长转向刘星海教授,语气比刚才随意了一些。
“刘教授,你们这个‘在干中学’的办法,我看行。过去战争年代,我们的指挥员也不是在军校里培养出来的,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搞科研,道理一样。工程就是战场,项目就是实战。”
刘星海教授点了点头。
“首长说得对。星河计划的骨干,没有一个是从学校里直接拿过来就能用的。都是在项目里摔打出来的。昆仑1机的集成组,60个人,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干了一年,个个都能独当一面。这就是‘在干中学’。”
首长弹了弹烟灰,又问了一个问题。
“我听说,国际上有个什么摩尔定律,说是集成电路的集成度大概两年翻一番。你们这个星河计划,跟得上吗?”
这个问题一出,会议室里的空气微微凝了一下。
刘星海教授看了陈光远一眼。
陈光远清了清嗓子,语气沉稳。
“首长,摩尔定律是英特尔公司的戈登·摩尔在1965年提出的一个产业观察。他说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大概每18到24个月翻一番。这个趋势在过去的几年里大体上是对的。”
“但是,我们理解这个定律,不能只看翻倍这两个字。它背后反映的是整个半导体产业在光刻、材料、设计、设备上的协同进步。如果我们只是被动地追这个‘翻倍’,那就是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跑。”
首长看着他,等着他往下说。
“所以我们的判断是:摩尔定律所指的方向是对的,集成度不断提高、特征尺寸不断缩小,这是客观规律,我们必须跟上。但我们不跟‘翻倍’的速度较劲,我们跟‘能用、好用、管用’的目标较劲。”
“昆仑1机走的就是这条路。当时西方还在拼命提高单核主频,我们走了向量并行,用21个单元同时算,在性能上实现了超越。这就是不盲目跟跑,而是换道领跑。”
“所以回应首长的提问:摩尔定律的趋势我们认,但具体的翻倍节奏不是金科玉律。我们的战略是,在器件层面努力缩小差距,在架构层面大胆创新突破。两条腿走路,才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首长听完,没有立刻说话,而是靠在椅背上,把那根烟抽完了,掐灭在烟灰缸里。
然后他笑了。
那个笑容不大,但很真实,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光远同志,你这话说得实在。不吹牛,不泄气。搞科研,就要有这个劲头。”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刘星海教授、陈光远和吕辰。
“你们这个星河计划,我看行。昆仑1机是第一步,701工程是第二步。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往前走。国家支持你们。”
会议室里的气氛彻底松了。
有人轻声笑了,有人端起茶杯喝茶,陈光远那根烟都快烧到手指了才想起来掐灭。
首长看了看手表:“时间还有不少,咱们来聊聊天,畅所欲言。”
众人也都点头。
首长看着刘星海教授,语气真的像是在闲聊。
“刘教授,我还有个问题。”
刘星海教授放下手里的茶杯,身子微微前倾。
“首长请讲。”
“星河计划启动的时候,是1962年。”
首长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不像是提问,更像是在梳理一个时间线。
“那会儿,全世界的集成电路都才刚刚起步。美国人有,但也不是什么成熟的东西,大家都在摸索。你们在那个时间点决定搞这个,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没有现成的路可以走。你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
这个问题不是在问技术,是在问,方向是怎么定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
刘星海教授没有急着回答,他端起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水,放下,目光落在桌面上,像是在回忆什么很远的事情。
首长又点了一根烟,笑容满面。
“我在报告上、报纸上,看过不少星河计划的消息,今天既然正主到了,正好让我们也听听星河计划是怎么起来的。”
刘星海教授想了想,然后他开口了。
“既然首长想了解,那我就说说,首长您这个问题,问到了根子上。”
他组织了一下语言。
“1962年,我们决定搞集成电路的时候,全世界确实都还在刚刚起步。美国人在1958年做出了第一个触发器,那是一个样品,离工业化还差得远。苏联人也在搞,但走的是晶体管的路子。日本人的技术还不如我们。可以说,在那个时间点上,谁都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谁都不知道这条路到底该怎么走。”
他顿了顿。
“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是知道的,工业发展,迟早要走自动化之路。机床要自动,产线要自动,控制系统要自动。而自动化的核心,是控制元件。继电器太慢,体积太大,寿命太短。晶体管比继电器好一些,但焊接一个复杂系统需要成千上万颗晶体管,可靠性根本保证不了。”
他抬起头,看着首长。
“集成电路不是我们想搞或者不想搞的问题。它是工业自动化的‘必经之路’。不是选择题,是必答题。”
首长微微点了一下头,没有说话。
刘星海教授继续说。
“既然知道了这是必答题,那么问题就变成了,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我们怎么答?”
他的语气平静下来,像是回到了那个年代,在跟自己的团队开会。
“我们当时的判断是:没有经验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组织。一个人摸索,可能十年都摸不到门。但一千个人一起摸索,把各自摸到的门道拿出来拼在一起,就可能拼出一张完整的地图。”
“这就是星河计划大协作的由来。”
他开始讲星河计划的起源。
“星河计划的前身,是百工联席会议。我们把全国在电子、材料、机械、化工、物理这些领域能想到的专家、工程师、技术工人,全部请到了一起。不是开大会,是小范围的技术研讨会。一次十几个人,一张桌子,一个黑板,大家把自己遇到的技术问题、想到的解决思路、失败的教训,全部摊在桌面上。”
“有人讲材料提纯,有人讲光刻胶配方,有人讲掩模版制作,有人讲测试方法。讲的人不一定对,听的人不一定懂,但每个人记下来的东西,拼在一起,就是一张技术地图。”
陈光远在旁边插了一句,声音不大,但很有分量。
“刘教授说得对,我当时在长光所,接到通知去开这个会的时候,心里还犯嘀咕,我一个搞光学的,跟半导体工艺的,跟搞材料的、搞机械的坐在一起,能聊出什么名堂?结果去了才知道,你缺的东西,别人正好有。别人缺的东西,你正好能补。”
他看了刘星海教授一眼。
“后来我们就总结出一个道理,搞大工程,不怕你懂的少,就怕你不跟别人说。”
首长笑了一下,是那种会心的、认可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