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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五日的列宁格勒，天亮得很早。

    波罗的海的晨风从芬兰湾方向吹过来，带着咸涩的海水味和远处松林的清香，拂过涅瓦大街两侧新植的椴树，叶片在朝阳下泛着嫩绿的光。

    这座城市在围城时期被炮弹和饥荒折磨得奄奄一息，如今却像一头刚从冬眠中苏醒的巨兽，每一扇窗户后面都有活人的动静，每一处工地上都有砖石碰撞的声响。

    再也没有遍布在大街小巷的死尸了，也没有再因为饥饿而死去的人。

    重新行驶的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溅起一小片积水。

    瓦列里从斯莫尔尼宫走出来时，门口站岗的卫兵啪地立正敬礼，他回了个军礼，然后站在台阶上深深地吸了口气。

    今天是他待在列宁格勒的最后一天，明天一早他就要飞回莫斯科向斯大林述职。

    芬兰战区的军事行动已经基本结束，停战协定签署后的善后工作也移交给了外交部和边防军，他这个芬兰战区总负责人的职务在完成述职后将正式卸任，回归最高统帅部继续担任副总参谋长。

    在斯莫尔尼宫闷了好些天的作战室里批阅文件，分析电报，制定计划，此刻站在这座重生的城市街头，清晨的凉风灌进领口，反而让他觉得比获得任何勋章都舒坦。

    跟在瓦列里身后两步远的是他的副官谢尔盖他背着个装满文件和水壶的帆布挎包，手里还拿着一本刚出版的列宁格勒市区旅游指南，这是他昨天专门去书店买的，说要在瓦列里离开之前把这座城市的所有名胜古迹都摸清楚。

    内务部加强连的几个便衣警卫三三两两地分散在前后，不远不近地跟着，既不打扰将军的散步，也绝不让任何可疑的人接近。

    他们沿着涅瓦大街往冬宫方向走去。

    街道两侧的商店大多已经恢复营业，橱窗里的商品虽然种类不算丰富，但比起围城时期空空荡荡的货架已经是天壤之别。

    甚至经销店里都重新有了糖果。

    经销店里一定要有糖果。

    街道边上的一家面包店的门口排着十几个人，队伍不算长，但每个人的手里都攥着配给卡，耐心地等着轮到自己。

    瓦列里从面包店门口经过时，闻到新出炉的黑面包那股焦香混合着发酵酸味的气息，让他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

    他记得，1943年1月围城时期，整个斯莫尔尼宫地下室里都飘着这种气味，只是当时的面包里掺了锯末，嚼起来嘎吱作响，现在这股焦香里透着一股纯粹且不掺杂质的麦香。

    远处的喇叭滴滴了两声。

    瓦列里刚想说什么。

    耳边再次响起惨叫声，爆炸声，以及隐隐约约的呼喊声。

    不过这些杂音很快就消退了。

    瓦列里自己的战场后遗症已经比之前好上了许多。

    谢尔盖担心的看一眼瓦列里，见他示意自己没事，也是松了一口气。

    排在队伍末尾的一个中年女人注意到了他。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连衣裙，头上包着灰头巾，手里牵着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

    女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低头跟小女孩说了句什么，小女孩立刻转过头，大眼睛瞪得溜圆，然后松开母亲的手，朝瓦列里跑过来。

    “瓦列里叔叔！”小女孩跑到瓦列里面前停下来，仰着头，两只羊角辫因为奔跑而歪歪扭扭地翘着。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皱巴巴的纸和一支铅笔头，双手举过头顶:“能给我签个名吗？我叫卡佳，我爸爸说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瓦列里弯下腰接过纸和铅笔。

    那张纸是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背面还印着算术题，正面空白处已经被小女孩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满了“瓦列里”的俄文字母练习。

    他把纸翻到背面，在算术题的空白处工工整整地写下“祝卡佳健康成长，瓦列里·米哈维奇诺夫·索科洛夫”。

    瓦列里把纸和铅笔还给小女孩时，小女孩却没有接，而是踮起脚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塞进他的手心。

    那是一颗包着玻璃纸的水果糖，橘子味的，糖纸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这是我妈妈上星期给我买的，我一直没舍得吃:”小女孩认真地说，两只眼睛亮晶晶地看着瓦列里:“您吃。”

    瓦列里笑着平视着小女孩的眼睛，把糖重新放回她的手心，然后从自己的军服口袋里摸出一颗橘子糖，那是冬妮娅临行前塞给他的一大把糖里剩下的最后一颗，放在小女孩的掌心里跟那颗糖并排搁在一起。

    “现在你有两颗了，一颗是妈妈的爱，一颗是我的，等你长大了，也把这些糖分给需要的人。好不好？”

    小女孩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把两颗糖小心翼翼地放进连衣裙的口袋里，然后收回铅笔和签名，转身跑回母亲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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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年女人朝瓦列里微微鞠了一躬，灰头巾遮住了她脸上的表情，但她抬手擦了擦眼角。

    继续往前走，路过一处正在重建的居民楼工地时，一个穿着沾满灰浆的工装背带裤的中年男人从脚手架上爬下来，手里拎着一顶沾满机油的工作帽，大步走到瓦列里面前，站得笔直。

    “瓦列里同志，我叫彼得罗夫，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的老兵。”他的声音中气十足，说话时露出缺了半颗门牙的笑容:“1942年跟您一起打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说着他拍了拍右腿:“腿在那场战斗被多颗子弹打中，勉强保了下来，现在我也能走路了，还能爬脚手架，市苏维埃给我们这些退伍老兵安排了建筑队的工作，我现在是泥瓦工班长，负责修这栋楼。您看这栋楼，围城的时候让德国人的炮弹炸掉了一半，现在我们要把它重新盖起来，比原来还高三层。”

    抬头望去，这栋楼正在重新焕发生机。

    “做的不错，彼得罗夫同志。”

    瓦列里伸出手跟他握了握。

    老兵的手粗糙得像砂纸，虎口全是老茧，但握力十足。

    “彼得罗夫同志，你们是第一流的战士，也会是第一流的建筑工人，等这栋楼盖好的时候，记得给我寄一张照片。”

    “一定！到时候我请您来参加落成典礼，您要是有空，我们给您留最好的房间。”彼得罗夫咧开嘴笑了，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重新爬回脚手架上。

    瓦列里继续往前走，听到身后传来老兵对工友们大声宣布的声音：“我跟瓦列里同志握过手了！”

    走到冬宫广场时，一群穿着白衬衫，系着红领巾的少先队男孩正在广场上排练什么活动。

    带队的女教师看到瓦列里走过来，先是捂着嘴愣了一下，然后飞快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裙摆，走到他面前行了个礼：“瓦列里同志，孩子们正在准备下周的校际合唱比赛。他们唱的是《喀秋莎》。您能不能听他们唱一段？”

    “当然没问题。”

    瓦列里点了点头，在广场边上的石阶上坐下来。孩子们迅速排成两列，女教师抬手起了个调，稚嫩的童声在冬宫广场的古老石板之间回荡开来，唱了几句之后孩子们的声音渐渐找到了和声的默契。

    瓦列里坐在石阶上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打着节拍。他想起1943年1月的那个深夜，他蹲在斯莫尔尼宫的地下室里，听着远处德军炮火的轰鸣声，老班长的收音机里也在放这首歌。

    那时候这首歌是从杂乱的电波里断断续续传出来的，现在它从孩子们的喉咙里完整清亮地唱出来。

    歌声结束，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围上来要签名，有的从作业本上撕纸，有的干脆让瓦列里签在红领巾的角上。瓦

    列里一个一个地签，偶尔抬头问几句“你叫什么名字”“几年级了”，每个孩子都认真地回答了。签到最后一个小女孩时，她忽然问：“瓦列里叔叔，您最近真的要走了吗？”

    “是的，”瓦列里把铅笔还给她:“我要回莫斯科去了。”

    “那您还会回来看我们吗？”

    瓦列里看了看这个孩子，又看了看围在身边的这群孩子，然后站起来，朝他们端端正正地行了个军礼。“

    我会回来的，会回来看看这座城市在未来你们的努力下，会建设成如何雄伟的模样。”

    夕阳西斜，把涅瓦河的水面染成了一片流动的琥珀色。

    瓦列里沿着河岸慢慢地走，谢尔盖少校跟在旁边，指着对岸的彼得保罗要塞钟楼的金色尖顶给他看。远处有一艘渡轮正缓缓驶过河面，汽笛声在暮色中拖出一道悠长的尾音，惊起岸边一群正在啄食面包屑的鸽子。

    鸽子们呼啦啦地飞起来，在夕阳前绕了两圈，又落回了原地。

    “谢尔盖，”瓦列里开口问道:“你觉得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谢尔盖愣了一下，推了推眼镜，认真想了一会儿才回答：“按照您的理论，应该是和平。但按照我个人的想法。”说到这里，他的语气变得有些不好意思:“是能跟您这样的指挥员一起做事。”

    “很不错的想法。”

    瓦列里笑了笑，看着和平的列宁格勒。

    百年后，后代会怎么评价苏联？

    瓦列里不希望像是原历史一样，一个曾经强大无比，却不小心摔碎在历史墙角的红色巨人，也不是一张褪色的旧宣传画，被雨淋湿贴在巷口。

    更不是仅仅作为一个名词，出现在泛黄的教科书脚注里。

    他要让他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苏联，老有所依，幼有所养，并且继续乘风破浪，和盟友鼓起建设更美好的新世界。

    如果后来有人比他更有才干，更懂得如何掌舵，能让这个果家的人民过上更幸福的日子，他绝不会赖在那个位子上不走。

    他会在确认把舵交到正确的人手里之后，走回岸边和冬妮娅一起在塞利格湖边上安静地住下来。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