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四号，荷兰，费尔德霍芬。
ASML研发中心，二号实验室，灯亮了两天两夜。
技术总监卡尔带了三十名工程师，写代码，改算法。
范德贝尔推门进去。屋里全是咖啡味，卡尔眼睛满是红血丝。
范德贝尔走过去，敲了敲桌子。
“七月十号听证会，在那之前，这套算法必须替换掉。”
卡尔没抬头，敲击键盘：“我们在重构光路模型，绕开那五项专利。工作量很大。”
范德贝尔没接话，转身出了实验室。
四十八小时过去了。七月六号凌晨。
测试报告出来了，打印机吐出十几页纸。
卡尔拿着报告去找范德贝尔。报告放在办公桌上。
范德贝尔翻开第一页，看数据。
卡尔说：“替代算法跑通了，但反射镜面控制精度下降了百分之四十。”
范德贝尔问：“后果是什么？”
卡尔说：“光源无法聚焦，散了。达不到极紫外光的曝光要求，这台机器废了。”
范德贝尔把报告合上，扔在桌上。
七月七号。
法务总监拿来三份传真。
台积电、三星、英特尔——三家客户发来的催告函。
内容大同小异：九月十五号量产交付日不能变，如果延期，按合同走违约赔偿程序。
范德贝尔把传真压在键盘底下，打给生产主管韦伯。
“蔡司的反射镜组到了没有？”
韦伯说：“到了两套。但算法没解决，装上去也没法调试。”
范德贝尔挂了电话。
洛杉矶，莫里斯律师事务所。
麦佳佳坐在会议室，莫里斯拿出一份和解意向书。
麦佳佳看了一遍，拿起笔，把赔偿金额那一栏划掉。
莫里斯问：“不要钱？”
麦佳佳说：“张总交代的，不要钱，要技术参数。”
她在意向书空白处加了一行字。
“要求ASML公开EUV设备的反射镜面镀膜技术参数，作为评估侵权损失的依据。”
莫里斯看了一眼，照办，发去荷兰。
七月八号，和解意向书到了范德贝尔桌上。
法务总监站在旁边：“对方提出和解。”
范德贝尔看了要求，把意向书扔进碎纸机。
机器嗡嗡响，纸变成条。
范德贝尔说：“镀膜参数是蔡司的核心机密，公开了等于把底牌交出去。拒绝。”
法务总监点头，出去了。
消息传回美国，和解破裂。
纳斯达克开盘，ASML股价直线下跌。
华尔街的机构开始抛售。摩根士丹利把评级下调为卖出，高盛跟进。
香港，中环。
陈默坐在电脑前，盯着屏幕。
ASML股价跌破三十美元，二十九块五。
陈默敲击键盘，平仓。
三倍杠杆，四百万本金，账面资金变成两千八百万美元。
陈默拿起手机，打给张红旗。
张红旗在后海院子里，大槐树下。
“张总，平仓了，两千八百万。”
张红旗说：“钱留在香港账户，等下一步指令。”
挂了。
七月九号，范德贝尔打给华盛顿。
找美国商务部副助理部长。电话接通。
范德贝尔说：“禁令影响了英特尔的产线升级，商务部能不能出面协调？”
副助理部长打官腔：“政府机构无权干预ITC的独立裁决，这是法律程序，我们帮不上忙。”
电话挂断。范德贝尔坐在椅子上。
同一天，洛杉矶，加州中区联邦法院。
麦佳佳把一份申请书递交上去。
申请强制执行程序。
基于ITC的临时排除令，要求查封ASML在美国境内的所有资产——包括圣何塞分公司的账户、仓库里的备件、测试设备。
法官看了申请书，签了字，盖了章。
下午三点，联邦法警拿着封条去了圣何塞。
彼得·克莱恩站在大厅，看着法警在服务器上贴封条，在仓库门上贴封条。
他打给费尔德霍芬。
“资产被查封了，账户冻结了，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范德贝尔听完，把电话放下。
七月十号，听证会，明天。
张红旗在煤市街的院子里。陈默推门进来。
“钱老那边来信了。”
张红旗接过信封，拆开。
里面是一张光盘。
陈默说：“钱老用我们的算法，把蔡司的镀膜参数逆推出来了。这是模型数据。”
张红旗把光盘放进抽屉，锁上。
“告诉麦佳佳，明天听证会，把这份模型数据作为补充证据递交。”
陈默点头，去打电话。
张红旗走到院子里。天黑了，胡同里的路灯亮了。
他拿出一根烟，点上，抽了一口。
荷兰那边，范德贝尔一整夜没回去。
法务团队二十三个人全在会议室，核对明天的辩护材料。
卡尔走进来：“替代算法彻底失败了，短时间内弄不出来。”
范德贝尔说：“知道了。”
七月十号，上午九点，华盛顿。
ITC听证室。
麦佳佳坐在旁听席，莫里斯带了律师团坐在原告席。
对面是ASML的庞大律师团。
法官走进来，敲了敲木槌。
“案号337-TA-498，正式听证开始。”
莫里斯站起来，把一个文件袋递交上去。
“法官阁下，原告方提交补充证据。”
ASML的首席律师站起来抗议：“原告方在开庭前一分钟提交新证据，这不符合程序。”
法官接过文件袋，拆开。
里面是一份技术报告。
法官看了一眼：“证据受理。被告方有权要求休庭查看。”
ASML的律师走过去，拿过副本。
翻开第一页，脸色变了。
他拿着副本走到旁听席，递给范德贝尔的代理人。
代理人看了一眼，马上打给费尔德霍芬。
范德贝尔接起电话。
“他们提交了什么？”
代理人说：“蔡司反射镜面的底层镀膜参数模型。他们用算法逆推出来了，精度误差小于百分之一。”
范德贝尔站了起来，椅子倒在地上。
“他们怎么拿到的？”
代理人说：“报告上写着，是通过涉案算法推导出来的计算结果，作为证明ASML设备对该算法存在绝对依赖性的核心证据。”
范德贝尔没说话。
代理人问：“现在怎么办？”
范德贝尔说：“申请休庭。”
听证室里，ASML的律师站起来：“法官阁下，被告方申请休庭，我们需要评估这份新证据。”
法官敲了木槌：“休庭两小时。”
麦佳佳走出听证室，打给张红旗。
“休庭了，他们乱了。”
张红旗在京城：“按计划走，不接任何私下调解，把案子钉死在ITC。”
麦佳佳说：“明白。”
费尔德霍芬。范德贝尔打给蔡司SMT的负责人。
“你们的参数泄露了。”
蔡司那边大声反驳：“不可能，数据一直锁在金库里。”
范德贝尔说：“对方用算法算出来了，交到了ITC法庭上。”
蔡司那边没声音了。
两小时后，听证恢复。
莫里斯站在发言台上。
“法官阁下，这份模型数据证明了一个事实：ASML的极紫外光刻系统，其核心光学计算完全建立在原告持有的底层专利之上。没有这套算法，他们的设备只是一堆废铁。”
ASML的律师反驳：“这是非法的技术窃取。”
莫里斯说：“这是合法的数学推导。专利公开的算法公式就在那里，任何人都可以算。”
法官记录下来。
听证会持续了四个小时。
下午两点，法官宣布结束。
“本委员会将在十个工作日内作出最终裁定。”
散场。
麦佳佳走出联邦大楼，阳光刺眼。
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围上来。
“请问原告方对最终裁定有信心吗？”
莫里斯代为回答：“我们相信法律的公正。”
新闻发回欧洲。
ASML内部乱成一锅粥。
韦伯跑进范德贝尔的办公室：“台积电的代表来了，要见你。”
范德贝尔说：“不见。”
韦伯说：“他们在楼下大厅，带了律师。”
范德贝尔走下楼。
大厅里站着三个人——台积电法务部的人。
领头的拿出一份文件：“范德贝尔先生，鉴于贵公司目前的法律困境，我们正式启动违约索赔预案。”
范德贝尔没接文件：“交付日还没到。”
领头的说：“你们的资产在美国被查封了，算法替换失败。我们不能把产线停下来等你们。”
范德贝尔转身回了楼上。
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打给荷兰政府经济部。
“我们需要国家层面的介入。”
经济部官员说：“这是商业纠纷，政府出面违反世贸规则。”
范德贝尔挂了电话。
七月十一号。
京城，文化部。
张红旗坐在李建国的办公室里。
李建国倒了杯茶，放在张红旗面前。
“动静搞得够大的。”
张红旗喝了一口茶：“才刚开始。”
李建国说：“商务部那边收到消息了，美国人也在查你们的底。”
张红旗说：“查不到。全在海外转了三圈，壳子干干净净。”
李建国点头：“下一步打算干什么？”
张红旗放下茶杯：“逼他们把技术放出来，换市场。”
李建国看着他，没说话。
七月十二号。
洛杉矶，联邦法警开始清点ASML圣何塞分公司的资产。
一台用于测试的EUV原型机被贴了封条。
照片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
范德贝尔看着报纸，叫来法务总监。
“联系莫里斯律师事务所，重启和解谈判。”
法务总监问：“底线是什么？”
范德贝尔说：“除了公开参数，其他都可以谈——钱，股份，都可以。”
法务总监去办了。
当天下午，莫里斯接到电话。
他转达给麦佳佳。
麦佳佳打给张红旗。
“他们要谈，愿意给钱，给股份。”
张红旗在乐春坊的院子里，赵铁柱在旁边劈柴。
张红旗说：“告诉他们，只谈技术，不谈钱。不给参数，就等着破产。”
麦佳佳把话原封不动转给法务总监。
法务总监汇报给范德贝尔。
范德贝尔把桌上的水杯摔了，玻璃碎了一地。
七月十五号。
ITC裁定日期临近。
ASML的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
有董事提出：“放弃美国市场，转投亚洲。”
范德贝尔驳回：“英特尔占了我们百分之四十的订单，放弃美国市场等于自杀。”
会议开了六个小时，没有结果。
陈默在香港，继续做空ASML的供应商。
蔡司SMT的母公司，飞利浦照明。
资金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张红旗坐在地下室里，看着那张光盘。
他拿起电话，打给钱院士。
“钱老，下一步，逆推光源控制系统。”
钱院士说：“算力不够。”
张红旗说：“我再去买一百台服务器，明天送到鹏城。”
挂了电话。
张红旗走出地下室，天亮了。
七月二十号，ITC最终裁定日。
法官签发了正式排除令。
禁止ASML涉案设备无限期进入美国市场。
消息一出，全球半导体行业震动。
范德贝尔站在费尔德霍芬的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的厂房。
六台未完工的EUV设备停在那里，像一堆废铁。
他拿起电话，打给助手。
“订机票，去香港。”
助手问：“去见谁？”
范德贝尔说：“去铜锣湾180号。”